窗外的梧桐叶开始泛黄，办公室的绿萝又抽出了新芽，人事科的小张昨天送来退休审批表时，我正用沾着红墨水的钢笔在文件上签批"同意"二字，笔尖突然顿了顿——这个动作重复了三十八年,竟要画上句号了。

档案柜最底层锁着泛黄的相册，1985年青涩的入职照上，的确良衬衫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，背景是灰扑扑的砖混办公楼，那时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，用鸡毛掸子扫净老科长的藤编座椅，给每个搪瓷缸续上热水，记得第一次独立起草公文，在打字机前折腾到深夜,蜡纸上密密麻麻都是修正液的白点。

九十年代机关食堂的油烟味突然漫上来，改制那年，财务科的老李抱着账本在楼道里嚎啕大哭，我默默把他抽屉里散落的算盘珠子一颗颗捡回来，后来办公桌换成了组合式，玻璃板下压着的电话号码从七位数变成八位数，再变成手机通讯录，有年暴雨冲垮了档案室，和同事们用身体筑成人墙转移文件，雨水泥浆糊在的确良衬衫上,像幅抽象的水墨画。

新世纪的光景变得太快，看着年轻同事用指尖在屏幕上划几下就能调取数据，我依然固执地保留着手写工作日志的习惯，某次培训课上，投影仪蓝光里漂浮的思维导图像天书，却瞥见隔壁小王偷偷拍下我笔记本上的树状图，后来她告诉我，这种将事项按轻重缓急分级的方法,比电子表格更让人心里踏实。

退休前最后这个春天格外清晰，三楼拐角处的玉兰树今年开得特别早，花瓣落在待办文件上像天然的便签，整理交接材料时发现，三十八年来经手的文件连起来能绕办公楼七圈半，但真正刻在记忆里的，是防汛值班时老张塞来的姜茶,是加班夜归时门卫大爷特意留的灯。

上周去新落成的政务大厅办事，全自动叫号系统播报着我的名字，坐在等候区看阳光穿过落地窗，忽然理解老科长退休时说的话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但营盘记得每个兵的温度，现在轮到我交出钥匙，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某个职位，而是那些用年月织就的、看不见的经纬。

办公室的挂历还停在三月，该把养了十五年的绿萝托付给谁呢？它经历过三次搬迁，每次都在新环境里抽出新芽，或许就像我们这代人，在时代更迭中学会把根扎进任何土壤，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，恍惚听见三十八年前那个年轻人踩着落叶走进大院，皮鞋擦得太亮,差点滑倒在台阶上。

钢笔终于还是落下了最后一笔，墨迹在退休审批表上慢慢洇开,像一粒种子落入泥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