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,村里的学校只有两间教室，一到六年级的学生挤在一起上课，老师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，教完语文教数学，偶尔还带着我们到田里认植物，那时觉得，读书就是认几个字，会算账，将来能帮家里记工分就行，直到十二岁那年，父亲从县城回来，说起城里学校的模样——明亮的教室，穿白衬衫的老师，图书馆里摆满了我没听过的书。
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,烟头在夜色里明明灭灭：“要不，送你去城里念书？”
离家的早晨
天还没亮,母亲就把新缝的蓝布书包挂在我肩上，里面装着煮鸡蛋和晒干的柿饼，拖拉机突突响着开过村口时，我看见她撩起围裙擦眼睛，三十里山路，父亲一路都没说话，只在过河时突然说：“城里人说话快，你听不懂就多问。”
县一中的围墙比村里的祠堂还高,穿皮鞋的教导主任捏着我的转学证明，对父亲皱眉：“乡下孩子，跟得上进度吗？”父亲把旱烟杆别在腰后，从内袋摸出皱巴巴的学费，那天我才知道，城里教室的窗户真的会反光，同桌女孩橡皮擦的味道，像雨后竹林里的青草香。
课桌间的鸿沟
第一次月考,我的数学卷子被贴在教室后墙，红色批注像伤口般刺眼：“应用题全错，单位换算混乱。”放学时听见有人嘀咕：“乡下转来的，连1公顷等于多少亩都不知道。”回家路上，我蹲在河坝上把课本一页页撕碎，纸片像白蛾子扑进水里。
父亲在建筑工地找到我,他摊开掌心，里面是粘好的书页，糨糊干涸后皱得像老人皮肤。“当年游击队在山里学文化，子弹在头上飞还练写字。”他指甲缝里的水泥灰，在夕阳下像镀了层金粉。
路灯下的追赶
从此宿舍走廊成了我的书房,熄灯后蹲在厕所背英语，把单词抄在胳膊内侧，洗掉再写，冬天水管冻裂，就着消防栓的应急灯演算习题，手指生满冻疮，城里同学讨论夏令营时，我在食堂角落啃馒头配咸菜，省下午餐钱买二手辅导书。
初二那年,我的作文被印成铅字贴在公告栏，语文老师抚着油墨说：“泥土里长出的句子，比玻璃大厦实在。”那天我忽然明白，城乡间的差距不是书包价格，而是看见更大世界的勇气。
两种文明的撕扯
暑假回村,发小阿强在晒谷场拦住我：“你现在说话‘您’来‘您’去，嫌我们脏？”他手腕上新鲜的刺青还在渗血——那是辍学去广东打工的印记，夜里躺在老屋，听见母亲对父亲叹气：“娃眼睛不亮了，整天盯书本像饿狼。”
返校的班车上,抱着母亲塞的腌菜坛子，我突然流泪，城里老师教我们解微积分，却没人告诉我，当童年的小河与都市的地铁在血管里对冲时，该用什么公式求平衡。
高考后的月光
收到大学录取通知那天,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肋骨，病房里他攥着通知书嘿嘿笑：“值了！”月光从铁窗栅栏漏进来，照着他口袋里露出的欠条边缘，我想起班主任的话：“教育是让你有选择的权利，不是逃离的借口。”
现在每次走过大学图书馆的落地窗,总会想起村里煤油灯下缝书包的母亲，进城读书像走在钢索上，一头拴着黄土里的根，一头系着云端的光，这段路教会我的，从来不是如何变成城里人，而是带着乡土给予的韧劲，在任何一个世界都能挺直脊梁。
教育改变命运这句话,或许该改成：教育让我们在无数个世界里，都能找到自己的坐标。
